记东湖畔边——其一

我该以何种心情写下关于这的一切？在落笔之前，我一直在思考：如果写得太片面，显得我爱这土地爱得太浅，如果写得太浮夸，又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。但很快我便打消了这种顾虑，是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难道还有人比自己更能理解这的一切吗？

那年凌晨五点，我几脚踹醒了老冯，不一会便在妇幼保健院落地。顺产，刚出保温箱时哭得天崩地裂，但好在一通检查下来，倒算是个健康娃，扎了几针什么乙肝、卡介苗，几天后便回家了。之后便一切如常，一年后我便照下了自己第一张照片，捧着一个鸡形状的氦气球，盯着镜头嬉皮笑脸的，洗出来之后便一直被老冯挂在床头，十来年都不曾取下，上一次回去再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觉得这小孩特有意思；这便是我对小时候的自己唯一的印象来源，不喜欢哭，总是乐呵呵的小孩。

现在我总能感觉到不同，每每身处此地，总会有种复杂而模糊的宿命感涌上心头，不过我在说什么呢，我已身处于此二十年了，六千多层的记忆重重叠叠比六峰山高，比东湖水深。将我自己融于此，成为这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，像街口的灯，或是钦江边的栅栏。我不需要主动地去感受这的一切，不必像行色匆匆的游客，非要用特种兵式的吃喝玩乐来证明自己来过，生于此融于此的属性让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感受新的一切，旧的一切，哪怕只是漫不经心地走着，新旧光景也会自然漫上来。

县委大院是那时的我最常去的地方，在那我短暂结识了一群玩伴，就像任何童年回忆录里的那种玩伴，就真的只存在于我的过去。那年我体格子又肥又壮，肚子圆鼓得像良子，甚至于小时候认识我但太久不见的亲戚，阿姨阿叔们在见到我瘦下来的这副模样都会惊叹个几分钟，上下打量个好一会，最后再感慨几句“物是人非啊”类似的话才不舍地离去。所以玩伴们给我起了个 “肥龙” 的称号，倒也名副其实；我们那时一般不会相互叫对方名字，而是以绰号相互称呼对方，这是一种朋友间的表达方式。我们一群人按体型和年龄被分成几拨，通常是年龄大些，又大只的最有威望，而像我这种，时常被挤在中间左右为难。这点在后面一群人分裂成两个小团体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我被夹在中间左不是右不是，只能尽力地去当和事佬，试图说着”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五洲震荡和为贵”之类的话语，但那时还说不出这么有意思的话，取而代之的则是“你们这样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”这样的话语。我们时常在大院里玩捉迷藏，或者类似捉迷藏的追人游戏；在草坪上那块铁告示牌上倒数着数，几分钟后大家便会藏于居民楼楼顶，池塘旁，或某几辆车后面，胆大的就直接藏在离抓人者不远的草丛堆里，那时候的我们已经理解了所谓的“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”。当然，那时的我们不止于玩着捉迷藏，幼年时的我们创造力是无限的，甚至于某些时候我们会自己编造规则，自己创作游戏，来满足那时我们那过剩的精力以及对世界的各种好奇——那是伴随着幼稚冲突、不断磨合却又尽情挥霍的几年。

但谁曾想啊，我们居然会在某时某刻便不辞而别，我回想不起来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，只是某刻，我们开始忙于学业，大家晚上的时间一点点被学业占领，某个玩伴逐渐开始缺席，渐渐的，草坪上地人越来越少了，再到后来，我又去那草坪时，已经没有人了，草也越长越高，我踏过去，也不会有人藏在那里。“你可以回到过去，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！”打在草上的夕阳这样告诉我。我不死心，把县委礼堂的楼梯间，池塘边，就差把整个县委大院翻过来了，却依旧找不到我们存在的痕迹。我愣住了，有些失神地坐在值班室的木沙发上，望着许久没清洗的蓝色玻璃窗出了神。阿公问我怎么了，我只是说我在等人。“等谁？”“等阿爸。”不久，阿爸便来了，开着我家的烂摩托把我接走了，但我知道，我等不到他们了。如今我已很久没回去了，自从搬离那片老街区之后，我也没有什么再进去的理由了，但每次路过这儿都会往里面仔细看几眼，运气好还能看到那片草坪和那个礼堂。以前大门总敞着，路过时还能跟看门的阿公问候两声；现在换了闸机，那片属于我们的荒草坪，再也进不去了。

大院里的伙伴渐渐散了之后，我童年印象中的另一个天地，便是街角那小太阳了。

印象中，小时候的我总是会去一家名为“小太阳”的玩具店，它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，又因为是亲戚经营的，我便理所当然地把它当成了避风港，每回阿爸有空，放学后我都会去那里等着阿爸来接我。店面不大，却里里外外放满了儿童玩具，这在那时候对我是极具吸引力的，这表现为我总喜欢摆弄着商品架上的玩具，尽管那些玩具已经落灰好久了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想象着自己尽兴地把玩纸盒里的玩具——一件玩具对那时候的我是奢侈的，如果不是苦苦哀求或碰上好日子，家里人大概率是不会给我买的。二楼的仓库总让小时候的我惴惴不安 —— 有股莫名的声响总把我吓退，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那股从二楼垂下的神秘声响，那种滋滋，嗡嗡声，实际上是来自铁栅栏后的变压器，但黑暗和这种声音联系起来后，我便把它比喻成某种危险的未知力量发出的警告——而这番想象似乎便是来自人类对未知最本能的恐惧。

小太阳同时承担着托儿所、棋牌室、闲话场好几种职能；店长是我伯母，但我平常喜欢喊她母母，一直这样喊到今天。那个时候家里的亲戚都是彼此相互帮衬的，所以彼此也都亲，也常联系，而小太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让亲戚们闲暇之余都聚在一起聊天喝茶，或打一种叫 “七鬼五二三” 的牌——红纽带就是这样把大家串起来的。过去存在的痕迹总是会被时间消磨干净，连小太阳也不意外。在我上了初中之后，小太阳便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卷帘门一闭，便将小时候的存在连同那股让人害怕的变压器声一同锁在了里面，但我知道卷帘门后还有着那恐怖的声音，可以吊起我过去的记忆，直到大森林将那铺面盘了下来，我便再也记不清那时候的我们。

我和伟人同一天生日，这大概是我十六岁那年知道的，一想到自己居然和这样一位巨人同一天出生，心里就莫名骄傲几分，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生日时也多几分自豪。“我可是和毛主席同一天出生的！”但抛开这个，童年时期的生日往往办得让我大失所望。在生日那天，我总是习惯性地将自己当成宴会上的主角，总想着自己将会收到合心意的礼物，总想着这一切都将围着自己转，但现实时常存在巨大落差，我自己的生日似乎只是被大人们当成了彼此联系的一种纽带，或说一种借口，没人会去想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杯盏碰撞，猜码声喧天，盖过了我心里那点微弱的光。在大人们眼里，那只是一个屁孩的无理取闹，仅此而已。那晚我过得实际上并不开心，在大人问起时却要撑起一副尽兴的脸去回答，“还不错。蛮开心。”在之后我其实发现我似乎并非个例，许多东亚孩子的童年生日往往都同我经历的那样，事与愿违。

我对车的感触是很深的，从家庭层面出发，我认为车从来不止是作为将人从A运到B的工具存在，它更像是家庭的一份子，甚至于可以见证一个坐在后排的小孩逐渐长大的过程。是啊，已经十年了，我们家的瑞虎大王，我要讲的正是坐在后排的那个小孩和它的故事。我们初次相逢于二零一六年，南宁的某家汽车城，提车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我们真的有了一台自己的车？在过去的印象里，车往往都是租的或者借亲戚朋友的，才有得开，带着这种疑问我便天真地问阿妈：“妈妈，这车现在是我们的了？”我妈被我逗得大笑，但眼神却又盖不住骄傲，“是啊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车了”，我无法想象那时候我的父母听到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，但我知道的是，过去的心里的不安和局促，已经被手上这台结结实实的奇瑞抚平了，回去之后它作为我父母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停在县委大院，那段时间我在县委玩的时候，每次都能看到它，那会我还会和小伙伴介绍，我们家也买新车了！

车买回来还是要用的，在平头百姓里，车从来不是花瓶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具；阿爸开着它下乡淌泥路，老冯开着它给商户送货，清明时我们还会开着它去扫墓见太公，我再大点后它便会送我去钦州读书，返校的时候把成堆的行李驮回来。它不像别的车那样娇气、漂亮、在起初那几年我甚至觉得它有点丑，但越看越觉得它有气质，越相处越觉得它可靠耐看；作为紧凑型SUV它不会像轿车那样小气，后排能拉人、能拉货、还能上山，浑身散发着实用主义的气息，但我却不嫌这一股子感觉，只觉得它踏实又靠谱，凭着一股子劲头便能将一切拉起。

写到这里忽然释然了。虽提的叫东湖畔边，但写的却从来不是东湖的景致，而是我踩在这片土地上，二十年来层层叠起的日子。这么一想，便再没有缺憾了。

END。

2026/6/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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